體育綜合電7月25報道 針對韋世豪及其妻子被球迷辱罵的現象，新華社發文進行了點評，認為文明觀賽環境需多方共建，并建議建立全國統一的“體育場黑名單”系統，實現“一處違規，全國禁入”。

新華社文章如下：

在不久前進行的中超聯賽第17輪天津津門虎主場與成都蓉城的比賽中，發生了極不和諧的一幕。部分天津球迷對成都蓉城隊球員進行侮辱謾罵，甚至出現球迷領喊人員用擴音器對球員家人進行侮辱，引發了社會關注和網絡議論。

中國足球職業化走過30余年，但賽場不文明現象依然是頑疾。看臺上少數人以“激情”為名，行“暴力”“侮辱”之實，嚴重損害了中國足球的形象和品牌價值，甚至引發安全隱患。多位業內專家建議，加大對球迷極端行為的懲戒力度，加強文明觀賽教育，強化網絡平臺監管，共同營造健康向上的賽場環境。

風波頻發 助威變味

18日，中超聯賽第17輪天津津門虎與成都蓉城的比賽在天津泰達足球場舉行。開賽之前，雙方球迷便開始了充滿“火藥味”的加油助威，謾罵聲貫穿全場。在比賽尾聲階段，主隊球迷領喊人員對球員及其家屬進行侮辱謾罵，致使韋世豪情緒激動，被罰離場。

20日，中國足球職業聯賽聯合會（簡稱“中足聯”）發表公告，表示將聯合有關部門堅決打擊賽場內外一切挑釁、辱罵等行為，捍衛公平競賽、互相尊重的體育價值。

天津市足球運動協會和天津市公安局濱海分局也對此予以強烈譴責，并在一份通報中表示，足球比賽本應是展示體育精神、團隊協作與公平競爭的舞臺，球迷的熱情支持更是賽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觀賽中的不文明行為，不僅傷害了球員，更破壞了職業聯賽秩序。

無獨有偶，就在上月中旬，中超聯賽第14輪河南隊與成都蓉城隊比賽日，賽前部分成都球迷公然在體育場周邊公共設施上張貼針對河南足球的侮辱性貼紙，賽后深夜在體育場附近橋洞內，噴涂帶有侮辱、對抗性質的話語。

隨著相關話題在互聯網社交平臺上被不斷炒作，雙方球迷沖突從線下蔓延至線上，更多的球迷加入網絡罵戰，甚至演變成了地域攻擊和詆毀。

不止出格 更是違法

足球運動的核心是公平競爭、尊重對手與團結協作。然而，極端球迷的侮辱性言論和惡意挑釁行為，已然背離了體育精神的本質。球員除了要承受賽場上的謾罵，有時還要在比賽結束后承受來自網絡暴力的持續攻擊。極端球迷常躲在“私密號”“小白號”的掩護下，對球員及其家人的社媒賬號進行肆意詛咒和辱罵。不少球員坦言，受網絡暴力造成的心理創傷，很難在短時間內平復。

這種扭曲的觀賽風氣，不僅敗壞了球迷群體的整體形象，玷污了足球運動本身的純粹性，更觸碰了法律紅線。經天津市公安局濱海分局立案調查，在天津對陣成都的比賽中，姜某某作為球迷領喊人員，在比賽現場帶頭辱罵球員，造成惡劣影響。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相關規定，對涉案人員姜某某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并責令禁止觀賽的處罰。

成都體育學院歷史文化學院實驗中心主任李楊認為，大型體育比賽是很多人社會情緒的“解壓閥”，“但有些極端球迷的表現，讓這些表達變了味，傷害了很多人的感情甚至觸碰到法律底線”。

近年來，一些國內新興球迷組織開始自稱為“Ultras”或“Hooligans”（意為“極端球迷”），模仿歐洲部分極端助威方式，個別行為逐漸偏離理性助威的初衷，他們喜歡挑釁，宣揚對抗和對立，讓看臺氛圍從熱烈支持演變為過度對抗、情緒化表達，影響了良好的觀賽環境。

清華大學體育部副教授胡孝乾認為，中超河南隊與成都隊比賽后的涂鴉事件本質上就是“Ultras”的一種極端表現。他表示，西方一些極端球迷組織往往通過制造對立情緒來強化“主隊文化”認同，其沖突內容也逐漸超出足球本身，延伸至地域差異、文化習俗、人口結構等社會層面，頻繁觸碰公眾敏感認知，造成不良影響。

中超聯賽承載著城市榮譽，是球迷們引以為傲的城市名片。“但是部分極端球迷的言語攻擊、暴力沖突乃至地域歧視，不僅損害賽事形象，更在無形中侵蝕著中國足球艱辛培育的發展土壤。”李楊說。

法治清源 禮正觀風

我國足球產業起步較晚，球迷文化仍在發展過程中。在借鑒歐美成熟球迷文化表現形式的同時，應堅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避免盲目模仿。

多位足球業內人士和從業者一致認為，賽場安寧，嚴明法治是基石。必須通過構建起較為完善的法律制度與執法機制、加大懲戒力度來杜絕球迷極端行為問題，公安機關、中足聯、各俱樂部及球迷組織等應加強協作，共同構建“懲戒有力、執法精準、預防聯動”的全鏈條治理體系。

中足聯在20日發布的公告中表示，將聯合有關部門，全力抵制并堅決打擊賽場內外一切挑釁、辱罵、詆毀、誹謗、煽動對立、引戰、斗毆等行為，凈化賽場環境，努力保護球迷文明觀賽的正當權利，捍衛公平競賽、互相尊重的體育價值。

“目前我國對球迷極端行為的治理主要依賴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和體育法等普通法條，尚無專門面向體育賽事觀眾的法律法規，無法對球場暴力、辱罵、投擲物品、網絡煽動等行為精準處置。”四川發現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丁廣泉表示，俱樂部和平臺雖可作出禁賽、封號等處理，但法律效力不足，威懾力有限，是當下治理難點之一。

據了解，英國、德國、西班牙等職業足球發展較早的國家，早已將球迷極端行為問題上升至公共安全范疇，使極端球迷群體的生存空間被不斷壓縮。英國相關法律明確界定“足球流氓”行為，包括賽場內外的侮辱、斗毆、縱火、非法集結等，并賦予法院簽發“禁令”的權力。法國將部分“足球流氓”行為（如群體斗毆、極端團體串聯）納入公共安全管理。西班牙以監禁刑罰震懾球場種族主義。

律師丁廣泉建議，可從國家立法角度制定專門針對極端球迷或體育賽事觀眾的法律法規，細化違法行為的種類、等級及對應懲戒措施。同時，應整合公安機關、俱樂部、球迷組織等資源，建立全國統一的“體育場黑名單”系統，配合人臉識別和強制實名制購票，實現“一處違規，全國禁入”。

此外，網絡平臺也應承擔起凈化互聯網負面輿論的責任，用正向引導化解極端情緒，加強內容審核與輿情預警，引導網民理性交流，避免成為球迷相互謾罵和對立的“主戰場”，讓網絡空間成為傳遞體育正能量的載體，而非滋生對立的溫床。